轉載：騰訊網

文/葛天任

3月20日，經濟學家劉守英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1提出，“如果城市化的回村模式繼續，鄉村振興之路無解”。而著名“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教授則多次在不同場合強調，“有村可回”的城市化正是我國能夠抵御外部風險、走出經濟危機的原因。

兩位學者的觀點看似矛盾，實則點出了關于鄉村振興與城市化模式決策的兩難問題。筆者認為，實際上二者并不矛盾，均指向了一個更為關鍵的問題：如何認識鄉村振興及其戰略意義？這需要我們對鄉村振興戰略進行認知升維。

破除執念，重新認識全面鄉村振興

全面鄉村振興，并不是許多人對歐美城鄉關系歷史想象中的“城市化模式”之下的農業、農村發展戰略。“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的戰略目標是：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其根本著眼點是維護農民利益，要求在制度和體制機制上進行創新，通過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改革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構建現代農業生產經營體系等方式，切實保證政策的連貫性和持續性，最終要維護廣大農民的利益，其關鍵內涵是“富村興業”。

為什么要“富村興業”，而不是推進城市化，讓農民進城留下來？人們長期以來形成的對農村現代化道路的某種固有想象，有可能導致對當前現實問題及其政策的不理解。這種想象，來源于對歐美城市化歷史經驗所形成的某種執念——現代城市化與農村發展只有“唯一正確”的道路。其實，這既不全面，也非事實。不破除這種思維和想象，我們難以真正認識中國城市化道路與城鄉關系的實質和未來——中國是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并且正在快速地工業化，城鄉關系的未來只能是要素自由流動的多樣態城鄉融合式發展。

城鄉統籌發展與鄉村振興戰略，本質上服務于整個國家工業化歷史進程，是社會結構轉型大戰略中的一環。只要能夠“富村興業”，何種道路、何種模式、何種政策選擇都可以探索與實踐。

實際上，鄉村振興也是中期和短期意義上的戰略選擇。

從政治經濟學角度看，當前中國經濟面臨內外壓力，推進結構性改革、實現轉型升級勢在必行，其核心除了技術創新外，關鍵還是不斷擴大國內消費市場，增加改革空間，繼續“促增量穩存量”的改革思路。

從社會學角度看，由于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和全球化，社會對市場經濟具有反作用力，這就需要注意社會結構變化的底線和彈性，經濟政策必須配合分配和再分配的社會政策，才能實現穩定、可持續發展。因而，不論從以上哪個角度看，鄉村振興、富村興業，都是極其有針對性的、值得努力去做的中、短期戰略性選擇。

不論是重在“以內促外”的雙循環戰略，還是重在生態文明的升級版工業化的新發展理念，鄉村振興戰略的著眼點顯然是系統思維和整體思維的結果，而不是單純經濟學分析或社會學分析的結果。全面鄉村振興的真正有效實施，將創造大量需求，促進消費升級，促進城鄉要素自由流動，為經濟可持續增長提供新的動力基礎。

全面鄉村振興并非是新一輪對鄉村和農民的價值索取，而是從生態文明建設的高度重新理解農村與城市的關系，其重要意義不亞于改革開放初期的農村改革，它是新發展階段下的基礎性戰略選擇。

認清挑戰與機遇

改革以來，我們雖然在“三農”、城鄉關系調整、減貧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績，鄉村相比過去有很大發展，但由于國際、國內各種因素的制約，我們還是要清醒認識到，實現全面鄉村振興，仍面臨兩大挑戰。

第一，是土地問題。具體來說，是土地要素自由流轉以及增值收益與分配公平性問題。即在新一輪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中所暴露出來的土地征占規模過大，承包、流轉及使用不夠規范化、制度化，收益分配機制不健全、不合理，農民和農村集體經濟利益受損問題。

因此，守住維護農民利益的底線，解決土地增值收益長期“取之于農，用之于城”問題，在當前或今后相當時期是振興戰略實施的關鍵挑戰。

第二，是產業問題。具體來說，是如何把鄉村百業振興與生態文明建設結合起來，從而實現新發展戰略的鄉村振興版本。這也是下一步實現鄉村振興戰略以及可持續發展的最重要的關鍵挑戰。

我們不能把鄉村振興與生態文明對立起來，在這方面，新的數字經濟為此提供了可能性，而且提供了城鄉融合的多種城鎮化道路的經濟基礎。這種可能性可以是人民大學溫鐵軍教授提出的鄉村生態資源的數字化激活，也可以是清華大學李強教授提出的“就近就地城鎮化”，還可以是人民大學劉守英教授所言的“不回村的城市化”以及城鄉都市圈的“市民化”，或者是上海交通大學陸銘教授呼吁的“城鄉要素自由流動”。

問題的關鍵是，不要把鄉村與城市對立起來，而要在體制、政策、規劃、管理等方面把城鄉發展融合起來，把城鄉當成一個事物而不是兩個事物來看待。

數字化技術與數字經濟的發展，為全面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提供了新的契機和發展思路，能夠幫助克服鄉村振興的兩大挑戰，彌合城鄉發展的鴻溝，為實現新的城鄉關系轉型提供動力。

第一，數字經濟賦能傳統農業，促進傳統農業升級與多樣化發展。這主要表現為改變傳統農業的生產方式，利用智能技術構建農村基礎資源數據體系，形成互聯互通的數據資源以供鄉村之間進行業務的協同合作。

浙江余杭就專門引進高技術人員任職農業職業經理人，在這些專門從事農業生產組織、設備作業、技術支持、產品加工銷售的經理人的帶領下，農村經濟合作社發展較為迅猛，大大提高了傳統農業的能級與效率。

第二，鄉村數字經濟產業的多元融合發展。溫鐵軍教授說，農業是“百業”。“互聯網+ ”的鄉村數字經濟新產業，可以類型多樣，如農村電子商務模式、多元產業聯動協同發展模式、“數字平臺+文旅”產業融合模式等。其本質就在于依托鄉村不斷升級的基礎設施和信息工具，構建鄉村一、二、三產業的融合發展體系。比較有名的，如浙江、江蘇、四川、甘肅、貴州等地的“淘寶村”以及多個貧困地區“電商企業+合作社+貧困戶”的助貧機制都是證明。

第三，農村數字普惠金融將極大提升鄉村振興的能級。筆者同意威廉·戈茲曼的觀點——金融創造了文明。鄉村振興需要農村普惠金融，且數字普惠金融通過對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可以為農村地區小微企業及低收入群體提供金融支持，刺激該地經濟活力與鄉村建設，幫助達到鄉村振興的戰略目標。

這種形式在北方不少地區發展迅猛，如黑龍江省成立全國首家省級國有農業信貸擔保公司，利用普惠金融、互聯網金融等新型金融業態為新型農業主體解決融資難問題，這對改善農村生活水平，構建鄉村數字經濟體系意義重大。

總之，立足于數字化發展時代的國情與農情，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同時，把握數字經濟的歷史性機遇，可以走出一條以認知升級、科技創新和數據驅動、城鄉融合為一體的中國特色新型鄉村發展之路。

我們應充分認識到，由于空前規模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中國不能簡單重復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老路，不能把歐洲大陸和北美的城市化道路及其鄉村圖景作為潛在政策思維的執念。我們完全可以用新的眼光，思考中國鄉村振興的關鍵問題并加以探索。

（作者系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中科大全球經濟與國際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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